2003年左右，上海、大連、深圳等地便成立最早一批金融辦，但開始僅被定位為議事協調機構。直到2008、2009年地方機構改革，各地金融辦紛紛獨立，才擁有更多話語權。
“金融辦在推動地方企業上市方面的作用非常大。”某合資投行董事汪杰對記者表示，其作用包括培育合適的潛在發行企業，出臺有關積極有效的措施，促進企業發展壯大；協調當地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農信社的關系，在政策上給予適當傾斜。
地方金融辦還要加大外部擴展力度，引進私募股權基金(PE)、風險投資(VC)等機構，實現股權價值的合理實現；與全國各大券商展開合作，讓其參與前期發行輔導，對企業上市予以引導和規范；材料制作與申報過程中，積極協調當地證監局、發改委、財政廳(局)等監管審批機構關系，推進有關進度。
“從金融辦的權力擴大這一點，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資源的重視。順理成章地，每個地區都想分割資源，區域角力也就在所難免。”一位券商人士分析。
地方暗中角力：政策支持各有側重
“近水樓臺先得月，一個地方的上市配套力量，包括保薦機構、股權投資機構、金融機構等越強大，自然對本地企業改制上市很有好處。”向威達分析。
上市配套力量向來受地方重視。以PE為例，多數地方基金注冊門檻頗高，但這些地區為吸引基金入駐，便給予相應注冊獎勵。例如，北京市對于注冊資本10億元以上的，補助1000萬元；注冊資本5億元以上的，補助800萬元；注冊資本1億元以上的，補助500萬元。
深圳亦很重視此點。該市2011年出臺《深圳市股權投資基金業發展資金申請操作規程》，推出“自然人作為普通合伙人執行20%稅率”的稅收政策。
“對于身邊的擬上市企業資源，深圳眾多股權投資類企業不會輕易放過。”前述券商人士稱。
另一個數字或亦可作為例證——深圳40家排隊上市企業中，有18家的保薦機構均是本地券商。
相對而言，各類配套上市金融機構成長對當地企業的助推屬細水長流型，而地方政府的規劃與政策，直接影響上市企業的興衰走向，其提出的思路對比即是各地角力的集中體現。
北京打出的牌可總結為“固化國企板塊，嘗試做好高新板塊，加速文化創業板塊”。
與此相比，深圳發展資本市場更注重于本地產業結構升級，建立“高、新、軟、優”現代產業體系。
“資本市場安全區”是江蘇發展的一個概念。此前，江蘇證監局局長左紅曾表示江蘇正為此而追尋、構建。
浙江省金融辦主任丁敏哲2011年分析該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時提出，放眼全國，浙江最具條件建設打造“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和“民間財富管理中心”。
相對落后的山東亦提出“加快發展和利用資本市場”。山東省金融辦主任李永健4月19日表示，當前經濟金融形勢對資本市場發展提出新要求，必須創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發展和利用資本市場。
“地方政策的鼓勵政策差異大，有的對IPO看得很重，有的較忽視。但地方政府不該介入太深，有些地方的金融辦、發改委，直接滲透到企業督導IPO的規劃，行政化色彩太濃，容易引發道德風險。過分鼓勵上市，有些投機企業更會躍躍欲試，等于加大資本市場的風險。”董登新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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