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個人或群體,都會有盲點。盲點指的是他們會對一些再也明顯不過的問題視而不見。2007年底的次貸風暴及緊接而來的全球金融海嘯,就是經濟學盲點的有趣特例。
危機發生前,只有少數幾位學者提出警告,就在危機已擴大前,美聯儲還相信它只會將GDP拉下0.25只會增加0.1%也正因此,后來連英國女王都要問:對于這么大的危機,為何經濟學家幾乎全都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學界也開始反省,學術界對總體經濟學的思考是如何的失敗了。
次貸危機及全球金融海嘯后,基本上,乃是政府透過擴大國家債務的方法,以政府印鈔票的方式來加以搶救,金融部門的問題被轉化成了國家債務問題,這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被更大的國家債務所吸收。因此它是問題的被轉移,而不是問題的被面對。
美國學界漠視國債問題
在金融海嘯前,歐美各國的國家債務已達GDP(國內生產毛額)的80%,金融海嘯后,已急增至超過100%,歐洲的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相繼傳出債信危機,希臘的公債殖利率甚至飆高到近20%這種已無法持續的水平,而現在則是美國國債已到14兆300千億美元的舉債上限,它必須繼續提高舉債上限,否則就會發生債務違約的超大危機。
原來只是金融部門的危機,由于未被誠實面對,它在一陣延宕后,已將升高為國家的債務及財政危機。這時候,人們必須深入探討美國經濟學里幾個最大的盲點。那就是美國戰后的經濟政策界和經濟學界,為何始終對政府的預算赤字及債務那么無動于衷?
在古典經濟學里,“平衡”是個至高的價值,它也制約了政府的財政政策,要盡量維持長期的平衡,當景氣不佳需要財政擴展時搞點赤字,但很快就必須扭轉回來。這種財政均衡的大方向,在進入美元時代后卻被徹底揚棄,在過去50年里,美國已調高舉債上限75次之多。
一個國家在面對問題時,如果該問題無法閃避,該問題就會成為一個大家都急迫討論的真正問題;設若該問題可以輕易被閃避開,該問題就不可能成為重要問題。
美國學者曾研究過,從1985至2000年間,“美國經濟研究局”曾發表過七千多份報告,與財政政策有關的只有五篇,由此已可看出,財政的赤字與債務等,長期以來在美國根本就不是問題。
藉通脹輸出稀釋舊債務
財政的赤字及債務問題根本不成其問題,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根據美國財政學者科特尼可夫(LaurenceJ.Kotlikoff)、龐勒(WilliamBonner)等人所述:
(一)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進入“美元時代”后,美國以其獨大之地位,已可用綜合性的施壓方式,向對美貿易的主要順差國,要求它們以順差購買美國公債,低利公債長期以來抑制了美國的雙赤字危機。
長期以來,美國根本不理會雙赤字,因為這種“赤字─公債”的循環似乎是可運作的,既然可運作,它的問題性當然不大。
(二)美元時代,乃是美元已成了全球的儲備及定價交易貨幣,美國赤字及債務累增,當然會造成長期美元的走貶,于是美國可以借著這種通貨膨脹輸出,將它的舊債貶值掉,這等于美國已成了近代少見的可向其他國家征稅的國家,美元貶值即等于征稅的方式。
一向最反對財政赤字及不斷增加債務的諾貝爾經濟獎學者布坎南(JamesM.Buchanan)即指出,當年的羅馬帝國可向屬國征稅,而今美國則換了通貨膨脹輸出的方式,也在向全球,特別是美債持有國進行征稅。
中國大陸最近在美中經濟及戰略對談中,特別提出債務安全的問題,顯然大陸已領受到持有巨額美債的國家,在這個美元貶值的時代,它的債權已加速在被稀釋掉。
(三)美國以其獨大獨強的地位,它可以根據上述模式來運作其債務,而這種模式對其他國家則完全不可能,別的國家不可能以低利率找到公債買主,因此當債務擴大,公債利率必然飆漲。
英國也由于國債大增,而被迫必須刪減公共支出,這還算好的,其他像希臘、愛爾蘭等財政紀律較差的國家,則只好坐等債信危機爆發,以及要求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紓困了。
奧巴馬擴大赤字埋隱憂
(四)美國的債務雖可運作,但政府赤字及債務持續增加,在會計賬目上終究是向未來的世代借支,因此在“世代會計”上,這等于美國人從出生就背負了巨額債務。
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職后,決定量化寬松不能退場,他并決定持續擴大政府赤字,而共和黨國會則堅持減稅必須延長。奧巴馬找了一堆學者為他的赤字預算背書,諾貝爾學者魯卡斯(RobertLucas)即抨擊他們是一堆“二流學者”,美國學界也普遍認為這種不理會赤字及債務的作法,必將為美國帶來禍害。
臺灣慎防步入歐美后塵
目前美國已連續三年國家債務破一兆美元。赤字不節制,不敢也不能向富人增稅,美國在政府債務已達十四兆三千億美元上限的這個時刻,只有讓上限繼續被調高。
問題只是經過這一輪國債的喧鬧,美國債信問題已升高,美國公債殖利率已有可能要提高。當美債已找不到買主,若不提高利率,美國債信就會緊追歐洲之后而趨于嚴重。
當代總體經濟學一向受美國影響,對政府赤字及債務都掉以輕心。看看歐美的債信問題,這個問題同樣也很嚴重的臺灣,也必須多注意政府的預算赤字及債務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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