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當哥倫比亞大學技術創投部(Tech Ventures)創投實驗室(Venture Lab)的主任David B. Lerner和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管理學教授杰里·紐曼(Jerry Newman)等討論美國是否還有超級天使(Super Angel)時，硅谷已經遍地都是天使投資基金。
硅谷教父羅恩·康威(Ron Conway)有了SV Angel，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的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Andreessen Horrowitz)籌集了一只15億美元的龐大基金;此外Dave McClure則創辦了種子基金孵化器500 Start-up;谷歌前高管Aydin Senkut也設立天使投資公司Felicis Ventures;Twitter投資人Mike Maples則主持著Floodgate，Twitter的另一位投資人Chris Sacca也在2011年末設立了Lowercase Spur基金，等等。
其中中國人最熟悉的，大概是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創業里的Y Combinator(計算機術語，意為“啟動其他程序的程序”)。原因是李開復主導的創新工場在模式上很像Y Combinator：每年兩次，Y Combinator都會在一輪面試后挑選創業者加入他們為期13周的創業公司孵化班，與此對等的則是入選者能獲得一筆投資，金額為1.1萬美元加上3000美元、團隊人數的乘積;而Y Cominator則獲得其6%左右的股權。
在這輪天使投資的“結構化”浪潮中，中國似乎并沒有落后于美國。創新工場之前有楊鐳的泰山天使;之后徐小平設立了真格基金，雷軍成立順為基金、蔡文勝則做了4399創業園。與美國超級天使轉身天使基金管理人不同的是，國內有一些VC/PE基金乃至第三方中介機構都趕來插一腳。2010年，華興資本就成立了天使投資基金險峰華興;目前包括紅杉中國、同創偉業、達晨、深創投等都在紛紛涉足天使投資基金。
“需求導向?”
供需依然是最終的理由。
“美國創投資金的總量這幾年都在200多億美元的水平上。”北京海淀區創業投資及私募股權投資協會副會長曾軍解釋說，這是剔除了并購基金和房地產投資基金之外的數量。“中國的相關數據也接近這個數了。”但是從結構上說，美國去年的284億美元創投資金中，有25%左右是早期投資的，“而中國的數據恐怕則只有5%左右”。
一方面是龐大的資金缺口，另一方面則是持續蓬勃的創業活動。因此柳傳志認為聯想之星做天使投資“于國于民于己”都是有利的。但這依然無法解釋為什么天使投資在中國會提前“結構化”?這一點對由VC/PE而天使化，似乎更容易理解。“早期化”是避免競爭、減低由資本市場波動性而帶來的風險、提高投資收益率的重要探索。
天使基金在美國由個人投資者而結盟繼而基金化的路徑似乎更為清晰。“大部分的個人天使都在某方面很有特色，但并不是全才”。據李開復的觀察，Ron Conway的特點是人才、他幾乎認識硅谷所有的人，Dave McClure的特點則是對互聯網的深度理解，Sean Parker則有豐富的Web2.0的知識。這些人結盟的好處顯而易見：既能更好地理解項目、利用彼此專長，也可以分散風險。
結盟的下一步一定就是募集基金么?“民間資金掛鉤專業機構，可能真的是一種趨勢。”聯想之星常務副總經理陸剛介紹說，與其有合作的機構天使往往是民間的松散聯盟，“不是專門做天使投資的，對此有興趣，又有自己獨特的資源”。
世界天使投資協會理事、中國天使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劉曼紅的經歷，或許也足以說明“非專業”的民間資本對天使投資的向往，“他們更希望找到好的投資人”。在她任教人大MBA的課上有位溫州籍的女博士，她的很多老鄉找到她希望能學習、分享天使投資的研究心得。“浙江、山西的很多富人在親戚朋友之間的融貸行為其實就是在做天使投資”。
“一把雙刃劍”
美國的媒體如此評價格雷厄姆的Y Combinator：它不僅使得創業公司的個體生存率比以往更高之外，還改變了硅谷的風險投資模式。
一則因為以往那些投資金額超出個人天使投資所能承受的2萬到5萬美金，以及風險投資上百萬美金投資夾縫中的創業公司，如今有了新的資金來源。以往這類公司在用完最初來自親朋好友的啟動資金后，如果等不到下一筆救命錢就只能等死。
另一方面則也提高了硅谷投資人挑到好項目的成本。因為更多人信賴Y Combinator，其入選和備選的公司都可能被Tech Crunch跟進并報道，于是要搶到一個好點子有時候就變成了分秒必爭的事情。后者是美國在線旗下、全球最大的科技博客。
這種情況有它的中國翻版。在增加供應量的同時，市場上也開始有了“市場規則破壞者”的議論。一家VC機構合伙人就明確指出：雷軍手里的項目即使是在天使階段也很貴，因為“他身邊聚集了太多資本、他也善于和人談價錢”。
“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確實如此。”一位天使投資人指出，這個領域的估值去年年底才開始有了一些理性回歸。高價的原因，一方面是移動互聯網的創業公司往往自視很高、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關注早期的VC機構也在搶移動互聯網項目。“所以往往并不是天使投資對天使投資的競爭，而是天使投資與VC的交叉競爭。”上述天使投資人說。
在其他領域，比如聯想之星的另兩個關注領域，醫療健康以及先進制造，“碰到機構天使的概率很小”。據了解其僅與創新工場有些合作，還是由于聯想控股也是創新工場投資人的緣故。
與美國同行們一樣，中國的天使基金及管理者也不得不面對這樣的質疑：結構化會斷送那些谷歌的潛在挑戰者，因為它們會在壯大之前就被賣掉。有人甚至尖刻地認為，那些能夠全身心地為新創公司提供幫助的超級天使們已經滅絕了。
天使投資人俱樂部創始人、楓谷投資董事長曾玉就曾表示：應該明確天使投資是民間投資行為，最好不要機構化操作，“否則就成了覆蓋早期投資的VC”。她認為惟有界限明顯，才有利于產業鏈的良好發展。
反對者的理由也很簡單，一旦天使投資通過這些小型基金進行投資，就名正言順地成為風險投資家了。這種身份的轉變，也意味著工作重心由“全心全意地為企業家服務”轉到必須對投資人負起信托責任。盡管哥倫比亞大學創投部創投實驗室主任David B.Lerner對此有不同看法：如果同屬天使投資人的朋友聚在一起，由其中一名負責管理“基金”日常運作而沒有建立公司兼職，其本質依然是天使團體。
對中國的天使基金而言，或許離這樣的道德困境還有一段道路。“最重要的是能否活下去、賺到錢。”一家VC基金管理公司下屬的天使基金投資人指出：由于基金規模偏小，所以天使基金的管理費用“往往很少”。“但團隊要人養馬喂，對早期團隊的投入又確實不少。”其中怎么平衡?這還是個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無論是孵化的還是野生的，創業公司都需要幫助。”天使灣創始人龐小偉指出，除了資金外，核心團隊建設、基本管理方法傳承、產品/商業模式/競爭的拷打等，都需要天使投資人用自己的“大資源”來幫助這些小創業者。幫扶的內容、方式和VC/PE有天壤之別，“VC關注的項目總不至于犯愚蠢的錯誤吧?但種子期就可以會”。機構天使們是否準備好了?
或許在未來，還要看到這些機構天使們逐步調整到位。一則消息可資佐證，2011年10月31日，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在Tech Crunch Disrupt北京大會上表示，經過兩年的嘗試，創新工場已經開始逐步降低孵化器功能，轉而向風險投資方向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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