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商業新聞網】劉旭與王莘的故事始于20年前。
1989年底，王莘找到當時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計算機科學研究室工作的劉旭，想邀請劉出山，一起干點事。劉旭摔給王莘一句話：“40歲以前，只做實驗系統，不想搞商品化的軟件。”
1991年，王莘創辦了瑞星公司，但這位瑞星公司總經理最終說服劉旭的時間已經是1993年了。在這兩年期間，劉事實上充當著瑞星的技術顧問的角色。
離開中科院、加盟瑞星，讓劉旭成為中國的“程序員五杰”，另外四人分別是吳曉軍、鮑岳橋、周志農、朱崇君。瑞星成就劉旭的同時，劉旭也成就了瑞星，憑借劉旭主導研制的殺毒軟件與防病毒卡，瑞星在中關村村一度成為與聯想、方正齊名的公司。
但這個故事有一個美麗的開始，卻沒有一個美麗的結局。
2003年，加盟瑞星10年之久的劉旭離開了瑞星，當時對外的說法是“劉旭因身體健康問題離開瑞星”。但不久后劉旭就創立了同樣從事計算機安全業務的微點公司，再不久后微點與瑞星對簿公堂。
2008年2月17日，媒體的一篇報道更是讓王莘與劉旭20年的恩怨，放大在聚光燈之下，有關“殺毒業最大丑聞”的說法也隨即不脛而走。
一位中關村企業界人士認為，在20年恩怨的曲折劇情之外，王劉故事的典型性更在于其中關村印記。在這個被稱為“中國硅谷”的地方，這樣的爭斗并不鮮見，從聯想的柳倪之爭，到方正逼宮，再到四通暗斗……
每當這樣的事件發生，總能在中關村激起波瀾，但旋即消沉。一段時間后，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旁觀者激情如故。恩怨情仇、巧取豪奪、刀光劍影、浪漫與血腥、勾心斗角……中關村的江湖本色不時閃現。
正如奇虎網CEO周鴻祎所言：“中國硅谷”缺乏的恰恰是硅谷對創新的保護以及對契約的尊重，“(中關村)村民們只有彌補這些短板，中關村才能成為真正的中國硅谷”。
20年恩怨
事實上，微點與瑞星之間的明爭暗斗，自從劉旭離開瑞星時就埋下了種子。2003年3月5日，瑞星宣布劉旭離職，隨后瑞星宣布裁掉整個系統集成部門以及銷售部門約20名員工。當時，瑞星銷售部的總人員也就在60人左右。
劉旭離開瑞星時仍然是瑞星的第二大股東，約持股30%，王莘持股則超過60%。
2005年，劉旭創立微點公司，上述被裁掉員工多追隨劉旭，加盟微點，其中包括曾任瑞星副總裁的田亞葵，以及馬斌、熊不文等。
微點公司的主推產品為“主動防御病毒軟件”。但就在2005年底，北京警方破獲了一起“全國首例故意傳播網絡病毒案件”，當事方正是劉旭創辦的微點公司。
警方稱微點公司：“在軟件研制過程中，違規在互聯網上下載、運行多種病毒，致使計算機病毒在互聯網上大量傳播，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按照網絡安全監管規定，商業公司或個人在沒有主管機構的許可下，不能下載病毒樣本進行測試。
微點公司副總裁田亞葵因此被警方關押。2007年11月，田亞葵在被羈押11個月和取保候審12個月后，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對田亞葵做出了不起訴的決定。
與此同時，微點公司也沒有停下腳步，其產品“主動防御軟件”獲準向國家計算機病毒防治產品檢測中心辦理產品上市銷售前的檢測手續，并在“國內首例防病毒公司傳播病毒案”過去兩年半后，即2008年2月，獲得銷售許可證。
但這還不是“國內首例防病毒公司傳播病毒案”的全部。2008年2月17日，一篇媒體報道將矛頭直指瑞星，稱其與原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處長于兵等人官商勾結，制造了這起假案。
對此，瑞星在2月19日發布公告認為，劉旭曾是瑞星的主要股東與高管，其開發銷售“主動防御軟件”，違反同業禁止與保密條款協定。該公告還稱：劉旭從瑞星離開時，竊取了瑞星公司交換病毒庫密鑰，傷害了瑞星公司及其他股東的權益。
此后，微點公司又發布聲明稱：從相關部門獲悉，制造這起假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原處長于兵、干警張鵬云、齊坤和瑞星公司副總經理趙四章已經被北京市檢察院正式批捕。
至此，圍繞著瑞星和微點、王莘和劉旭，恩怨之門面向公眾不斷開啟。
未了局
2月25日，微點副總裁田亞葵在電話中對記者表示，不清楚案件細節。他同時表示，微點公司正常運轉，其產品“微點主動防御軟件”目前可以通過微點網站以及連邦等渠道購買。
瑞星副總裁毛一丁則表示，其正在澳大利亞休假，不太清楚案件進展情況。他建議記者去公安局和檢察院等部門求證。
很顯然，“國內首例防病毒公司傳播病毒案”的全部真相還有待有關部門做出最終的結論。但相關當事人夾雜其中的恩怨情仇卻不難追溯。
據記者了解，加盟瑞星后，劉旭花了2周時間，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詳細的整體設計，找了一個博士生編程，很快做出了產品。
這款產品的成功出乎劉旭與王莘的意料。1993年4月，瑞星防病毒卡一個月就銷了一萬套，瑞星成為國內防病毒卡市場的No.1，華星則被遠遠的甩在了身后。
據知情人士介紹，就在瑞星走向成功之際，其在王莘的主導下展開多元化，拿著防病毒卡賺來的錢四處投資。而這段時間，殺毒軟件異軍突起，防病毒卡卻成為過時的產品。至1997年，瑞星的市場份額收縮至不足1%，市場老大的地位被江民科技取代。
劉旭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殺毒產品軟件化的問題。面對失利，瑞星開始重組。最終，瑞星決定由劉旭出任總經理；王莘任董事長，但在公司決策上只擔任顧問角色。
劉主導瑞星實施新政，聚焦殺毒軟件市場。到了1999年，瑞星開始奪回部分市場份額。同時，瑞星將公司產權股份化、法律化，解決企業遺留的利益問題、地位問題和心態問題，當時確定王莘占股約60%、劉旭約30%。
1999年，瑞星重新占據反病毒領域的主導位置。
2003年，離開瑞星后，煙不離手的劉旭有一段時間常把自己封閉起來，回憶瑞星歲月。那是一段有過風雨，更多卻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其間，中關村的企業有的合了，有的散了。
陽光沒有燦爛到永遠。中關村這對曾經的最佳合作伙伴最終卻以魚死網破的方式收場。
中關村式生存
忙于賺錢的中關村人喜歡講英雄故事，早年講萬潤南、金燕靜，然后講柳傳志、段永基、王志東，現在則是李彥宏、張朝陽。
但這塊崇拜英雄的地方，不僅有蕩氣回腸的英雄傳奇，也總有快意恩仇的豪氣，以及心悸氣短的悲情腳本。
熟悉中關村的人士認為，王星與劉旭代表了中關村的兩類人。
王莘是中關村成長的親歷者。1985年，在中科院計算所工作的王莘22歲。那時候“兩通兩海”業已建立，王莘身邊的人開始上中關村“淘金”。王莘隨即也拋卻了“想通過考中戲，當導演，跳出中關村”的路徑，進了聯想工程部。
1988年，他辭去聯想的工作，“沖上了街”。一年之后，王莘邂逅堅稱“搞計算機是科研和學問”的劉旭。
與從大學院所來到中關村的“街上”，思想意識、行為邏輯也來到“街上”的王莘相比，劉旭代表的則是，從大學院所出來，但思想意識，行為邏輯仍在“院里的人”。
不管是哪一類人，大浪淘沙，既有勝出者，也有失敗之人。前者包括聯想的柳傳志、四通的萬潤南、信通的金燕靜、科海的陳慶振等。那時候，村里的生存環境與今天截然不同，聯想、四通等都遵循“一柜臺、一張桌，一間房，一層樓，一幢樓……”的發展脈胳，他們沒有現在的風投機制，也貸不來款，他們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錢，他們摸著石頭，找到了各自的賺錢、生存方式。
中關村還有第三類人，那就是周邊失地的農民，他們也在街上辦起了企業，并構成了“電子一條街”最初的主體。
上述中關村人士對記者表示，在中關村的大舞臺上，農民企業家成為最早的出局者，但他們的“精明、堅韌、草根、不計手段、不重契約、不重知識產權保護”等中關村印記卻流傳了下來。
尤其是在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后，他們需要解決做大做強的問題，而此時那些所謂的“中關村印記”就開始發酵。不斷有博弈上演，其中包括柳倪之爭、方正逼宮等。
時至今天，這種博弈仍在繼續，只是版本升級，其表現更為豐富，當然也包括王莘與劉旭的版本。
如今漫步中關村，這里有買盜版光盤的婦女、發小廣告的民工、附近高校來這兒浪蕩的學生、中央廣場有來休閑的市民，就在你不經意間，李彥宏、馬化騰、曹國偉、馮軍、俞敏洪也許就會從身邊走過。
25年過去了，中關村發生了許多變化，人群更復雜，層次感更豐富，但把中關村建成中國硅谷的夢想，卻并沒有成為現實。
“對創新的尊重，對契約的尊重，對商業倫理的尊重，仍然缺失或不足夠，這正在制約中關村的發展。”上述中關村人士說。（編輯：K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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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殺毒業最大丑聞全景：中關村生存浪漫與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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