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2012（第十一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隆重舉行。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參與會議并發表主題演講。
以下馮侖演講全文：
在整個過去一百年，我們面臨著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我們大概各用了50年來完成我們這樣一些討論。也就是說，過去在一百年里真正經濟成長，經濟發展我們花的時間也就50年，還有50年干什么呢？解決由于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變革，政治變革所需要面臨的問題。我們過去100年怎么處理這些事情呢？我們會發現，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家是怎么樣來自主發揮作用。大家知道清末的時候發生了重要的維新叫做改革，之前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叫做洋務運動，這叫經濟改革。
所以，經濟改革花了不到20年的時間，然后就面臨維新的問題，就是要不要進一步采取憲政的態度，或者保留原有的舊的體制，當時的實際領導人光緒和慈禧發生了爭執，核心就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問題，慈禧只主張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游戲規則不能變，最后慈禧就把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最后把光緒也殺了，以這樣的方式來表明她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一個基本堅持堅持清末最后的大清王朝的游戲規則，政治架構不能改變。
但是，大家知道后來發生了變化，辛亥革命，由維新改良最后醞釀成為一場革命，這場折騰一直折騰到北伐成功才消停了，中間花多少年時間呢？就從辛亥革命開始到1927年也花了16年時間。我們用16年時間最后把這個捅破了，解決前面洋務運動帶來的社會變化的問題，最后付出的代價非常巨大。1927年消停，到1937年我們開始進行一場真正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成長，就是所謂的黃金十年，今天上海灘的很多項目都是這個時候建成的，那個時候的外國人，外資，洋人不比今天少。但是，遺憾的是，從1937年開始，中日戰爭，最后到1945年開始，我們又開始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由黃金十年培育成功的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發展到底是不適合中國的現代化？于是國共兩黨兵戎相見，不是在談判桌上解決，最后用了五年時間用2000萬人的性命最后做了一個決定，這又是一次重大的解決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矛盾。
之后大家知道一直到1978年大陸30年的實踐證明蘇俄的方式的確不能夠讓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臺灣成為四小龍之首。然后到了今天，我們最后又做了一次變革，于是放棄蘇聯模式，我們開始進行改革開放，這一下到今天又30了。到了30年之后我們又開始出現經濟成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又要開始討論在過去五年所有人都在關注經濟成長以后帶來的社會問題究竟怎么解決？
所以，從這樣來看，我們整個過去100年，真正發展經濟的時間也就是1927-1937年，然后最近改革開放30年，這是真正我們按照經濟規律，按照市場經濟來發展成長中國經濟，其余的時間都是由經濟成長帶來的問題，要解決的是我們的討論方法，這個方法就是三種方法。但是，遺憾的是這三種方法都不一定是很小代價的方法，而是很大代價的方法，一種就是宮廷的方法，比如光緒、慈禧宮斗這是一種方法，解決向何處去？用上來方式繼續發展經濟。另外一種就是廣場的方法，在廣場上搞群眾運動，和宮廷里配合，這也是犧牲。再有就是戰場的方法，就是軍事斗爭解決怎么樣經濟成長以后的社會矛盾，用什么方式來解決？我們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找到一種代價小的方法，比如法制和民主，假如當時從清末我們就用了這個方法，我們經濟穩定增長至少100年。
所以，我們今天民營企業在過去100年里頭，我們非常有趣的發現，我們都是在后一個50年在費心思，前一個50年，就是經濟成長大家都很會做，當時在30年代，我們的民營企業，我們的海歸已經能夠創造的業績把跨國公司打敗，這種例子非常之多。但是，我們因為后一個50年我們被迫選擇，于是讓我們民營企業總是在做被動的選擇題，就是我們要在選擇市場和產品的同時，我們要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什么樣的環境，什么樣的政治領導人，每天都要做兩個選擇題，而西方只做一個選擇題，另外一個交給民主、憲政和法制來解決。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我們的民營企業在過去一百年都怎么選擇的呢？非常有意思。
第一種選擇就是張謇，張謇不僅是學問很好，而且在體制內也做的很好，最后回到家鄉辦實業，深刻的卷入了當時的維新改革，后來還當了部長，甚至在袁世凱政府也當了部長，而且做一個叫做立憲派的一個首領。他的企業做的很好，當時的沙場也是全國首屈一指，自己超級有理想，因為他自己幾乎就是一個職業經理人，也沒有什么家當，這是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也是非常有理想的民營企業，在1952年一個早上，他跟他的家人講，我累了，我要休息。于是吃了安眠藥再也沒有醒來，這個人叫盧作孚，他在30年代的社會理想非常大，他說我的理想就是要人得人，企業家最高的理想就是仁義的人，我需要為社會做事情，我就能夠充滿理想的做，最后得到，要人得人，這樣的人，最后在1949年以后，由于當時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和整個社會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前期用政治的方法給他以最大的傷害，他對身邊的人為我們黨的干部搞定，然后在整個的北京見了一次中央領導，于是為身邊的人收留了一個過去非常窮的孩子，這個人舉報他腐蝕共產黨干部，所以這樣的一個民營企業家在這樣的政治轉換當中不能適應，而不是在經濟和社會奉獻當中不能適應，于是他選擇了離開。還有一個民營企業家在1956年的時候，毛澤東說你是中國頭號的大財團，于是他說，我的一切都要捐獻給國家，從此我得到的分紅要再投資，我不再剝削，不再勾心斗角，我要成為新中國的工作人員，他又做了一次選擇。于是這樣一個百年老店不存在了，或者可以成為跨國的競爭性的大財團不存在了，我們出現了一個政治上先進的國家領導人。 上一頁1 2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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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馮侖：政府的手不要在企業家懷里亂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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