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只有在中國擁有更深化和具有更高流動性的金融市場后才會愿意使用人民幣。只要資本管制等限制依然存在,人們就不愿意持有大量人民幣 ]
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在歐元區危機中應如何定位?“退出”歐元區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人民幣能否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圍繞這些問題,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日前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盡管多數學術界的經濟學家支持希臘退出歐元區,但政策制定者們卻普遍持反對態度。費希爾坦言:“我并不支持希臘退出歐元區。”他強調,退出歐元區對希臘沒有好處,而且導致的“傳染”效應不可估量,因此這對于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高風險的策略。
針對新興市場援助歐洲和IMF治理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關聯,費希爾認為,無論歐洲是否發生危機,新興市場都應該努力推進IMF份額的改革來增加自身的話語權。但他并不建議新興市場將增資與IMF改革相掛鉤,因為將增加投票權作為IMF雙邊貸款的前提條件會大幅拖累整個危機救助進程。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很可能會在未來的貨幣體系中“三足鼎立”,盡管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剛剛起步。費希爾相信,人民幣有望在10年內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但其前提是中國加速金融部門改革,并允許國際資本流入自由化。
不支持希臘退出歐元區
第一財經日報:你如何評價歐洲央行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這一措施能夠有效地克服危機,還是僅僅買到了更多時間?
費希爾:這當然是在買時間。但“買時間”很重要,因為很多國家不得不執行的結構性改革措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見效。它還能夠幫助銀行業重建資產負債表,這是很重要的。也許未來某個時候需要歐洲央行采取更多干預行動,但他們在過去數月來采取的措施無疑已經大幅扭轉了局面。
日報:如果你是歐洲央行行長的話,你會采取同樣的措施,還是會用不同的方式?
費希爾:你知道,這些問題是非常復雜的。我對于德拉吉行長充滿信心,我也很欣賞他現在的做法。對于歐洲經濟情況他擁有我所無法掌握的信息,因此我無法將自己放到他的處境上回答你的問題。但他采取的行動顯然是在正確的方向上。
日報:全球領導人正在討論的一大問題就是建立更高的防火墻:歐元區宣布了自己的防火墻方案,但市場對此并不滿意。此外,今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會討論翻番自己的資源。在你看來,更高的防火墻是不是和危機對抗的必需品?
費希爾:防火墻的說法在我看來似乎是有問題的——錢和火并不能相提并論。錢可以跳過墻,也可以圍繞著墻。真正的防火墻應該是強化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尤其是金融體系,然后在各種基金中擁有足夠的資金,即歐洲穩定機制(ESM)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從而在一個國家遇到麻煩的時候歐元區能有足夠的資金來幫助它。
日報:對于希臘或其他國家是否應該退出歐元區,目前存在著一場爭論。有趣的是,多數來自學術界的經濟學家都贊成希臘退出,但多數央行行長卻持反對意見。你對此持怎樣的立場?
費希爾:我讀了阿根廷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布萊赫爾(Mario Blejer)寫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布萊赫爾曾極好地管理了阿根廷退出固定匯率制度的整個進程——但這并不意味著退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之前并不知道布萊赫爾對于希臘退出歐元區可能性的觀點。但事實上,他的觀點是,這會是一個重大的錯誤。他并不認為希臘能夠在不大量削減債務(也可能是違約)的情況下恢復經濟增長。如今希臘已經通過與債權人之間達成的協議降低了債務負擔。但布萊赫爾并不認為希臘應該離開歐元區。因為這會對希臘金融體系造成一系列重大的問題,而且也可能會“傳染”到歐元區其他國家,這會是另一個大問題。
日報:你認為更高的防火墻是否能夠遏制“傳染”效應,或者至少將“傳染”降低到最小程度?
費希爾:當然,“傳染”的可能性應該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但預測“傳染”的程度是極其困難的。除非事件真正發生,你是不會知道會發生什么的,你不會知道“傳染”的程度、以何種形式出現,也不會知道會有多少國家受到影響。
日報:歐元區危機的最終結局會是怎樣?歐元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你認為歐元是否會喪失其目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
費希爾:我們不知道歐元區的最終結局會是什么。樂觀的前景是,歐元體系有足夠的資金來幫助各國解決他們的短期融資問題,同時又能為保持歐元區完整而做出長期調整。最糟糕的情景就是,由于政治或經濟的原因,這一好的情景無法實現。那就會造成未來的大量不確定性——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處境將會非常艱難。
新興市場應力推IMF改革
日報:在整個歐元區的解決方案中,中國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我想中國會堅稱,歐元區國家應當首先自己注資,然后中國才會通過IMF注資。你認為設定這樣一個前提條件是否合適?
費希爾:中國設定的前提條件,也是美國一直力推的條件,我認為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也持相同態度。對我來說這是合適的。然而,在某個階段,他們將不得不說“好,歐洲人已經做出足夠努力”。但怎樣算足夠還沒有明確定義。
中國還應該做些什么呢?這是中國的決定。但中國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正如1997和1998年時一樣,中國應當保持自身經濟強勁增長,從而為其他國家經濟增長提供支持。中國經濟以8%~9%的速度增長對于世界經濟而言都舉足輕重。因此,中國可以通過增加IMF貸款資金來做出貢獻,也可以通過維持自身經濟穩健增長來做出貢獻。
日報:但通過IMF的渠道畢竟是雙邊貸款,這對于IMF在份額和話語權方面的改革并不起作用。你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應該擔憂這個問題?新興市場國家是否需要為幫助歐洲而要求更多?
費希爾:我認為,IMF改革投票權份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無論是否存在歐債危機,這都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通過IMF對歐洲提供雙邊貸款這個事情本身就已經相當復雜。如果將雙邊貸款與IMF投票權改革相掛鉤可能會需要3~4年時間,就會拖累雙邊貸款的進程。我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應當不斷敦促IMF進行改革,在這點上他們可以利用歐洲這一事件。但他們不應該等到投票權改革后才同意提供雙邊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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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專訪以色列央行行長費希爾: 中國需要盡快推進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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