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相似性表明，股市并不是“經濟增速”的晴雨表，而是“經濟增質”的晴雨表，集約、高質量、可持續的長期增長才是股市長周期繁榮的物質基礎 長周期的美國股市分析表明，危機的破窗效應、增長質量的提高、國際地位的提升和適宜的貨幣環境，是資本市場長周期繁榮的四大基石 ]
對于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的關系，市場中就同時存在著兩種勢均力敵卻又大相徑庭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股市將繼續積弱不振，因為中國經濟正在降溫；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股市有望否極泰來，因為中國經濟正在降溫。
明顯對立的觀點卻誕生于同樣的實體經濟狀況，這是否意味著其中一派的邏輯謬之千里？實則不然。兩派觀點的邏輯各有千秋：唱空者以為，盡管晴雨表作用并未充分彰顯，但中國股市歸根結底還是“經濟市”，當前中國經濟降溫同步伴隨著宏觀增速的減緩和微觀企業活力的削弱，中國股市缺乏走強的經濟助力；唱多者則以為，盡管經歷了20年風雨成長，但中國股市歸根結底還是“政策市”，當前經濟增長的失速和通脹壓力的減輕，給政策放松提供了雙向激勵，中國股市正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逆轉。
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貌似矛盾的主流觀點實則并不完全正確，也不完全錯誤，甚至也不完全對立。判斷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糾纏中的未來走向，最關鍵的一點，是將眼光放到更廣的舞臺、更長的未來。風物長宜放眼量，解開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的萬般糾結，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美國股市長周期經驗
筆者試圖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種基于長周期的美國股市分析視角。
縱觀美國股市，百年沉浮中的長周期軌跡清晰、自然：1922~2002年間，道瓊斯指數呈現出四個長周期的平滑接續，而這四個長周期恰巧對應著四個20年：
1922年二季度至1942年二季度，美國股市經歷了第一個長周期停滯，從期初的92.93點到期末最低的92.69點，道瓊斯指數20年幾乎無變化；1942年二季度至1962年二季度，美國股市經歷了第一個長周期繁榮，從期初的103.34點，到期末最高的709.74點，道瓊斯指數20年翻了近6倍；1962年二季度至1982年二季度，美國股市經歷了第二個長周期停滯，從期初最高的709.74點，到期末最低的784.25點，道瓊斯指數20年原地踏步；1982年二季度至2002年二季度，美國股市經歷了第二個長周期繁榮，從期初最低的784.25點，到期末最高的10437.43點，道瓊斯指數20年翻了12倍多。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繁榮和停滯南轅北轍，而經濟現實和金融歷史則進一步揭示，停滯和停滯、繁榮和繁榮也各有不同。
就美國股市的兩個長周期停滯而言，周期特征的差異較為明顯：1922~1942年資本市場的長周期停滯是大起大落型，對應著第一個十年美國經濟的“沸騰年代”和第二個十年美國經濟的大蕭條沖擊；1962~1982年資本市場的長周期停滯則是平穩過渡型。
就美國股市的兩個長周期繁榮而言，表面上的差異同樣十分明顯：1942~1962年，美國經濟高速增長，20年平均增速為4.025%，不僅高于隨后1962~1982年平均的3.73%，也高于1930~2011年歷史平均的3.38%；而1982~2002年，美國經濟明顯降溫，20年平均增速為3.275%，不僅低于前一個股市長周期停滯階段的經濟增長率，也低于1930~2011年的美國經濟平均增速。這種差異同樣表現在1942年和1982年兩個股市長周期繁榮起始年的對比上，1942年，美國經濟增長18.5%，失業率僅為4.7%，1982年，美國經濟卻是衰退1.9%，失業率高達9.7%。
美國股市兩個長周期繁榮階段的這種差異，似乎印證了一個在坊間頗為流行的論斷：在股市面前，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理論都是死板和無效的。所謂的“晴雨表”，只是理論上邏輯充分，現實中卻不堪一擊。
的確，在股市面前，經濟學家并不比尋常人士高明多少，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學在股市和經濟的關系分析上，也同樣不名一文。
在筆者看來，美國股市兩個長周期繁榮階段的上述特征差異，僅僅表明，股市的表現和經濟增速的絕對值高低并無關聯，股市并不是“經濟增速”的晴雨表。那么，股市和經濟之間究竟有沒有關系？筆者以為：有。這種聯系從美國股市兩個長周期繁榮階段的相似之處中可見一斑：
首先，美國股市兩個長周期繁榮階段都尾隨著一次較大的危機和較重的衰退。1942~1962年的長周期繁榮之前，美國經濟經歷了大蕭條的洗禮，根據NBER的判定，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連續兩次衰退總共持續了56個月；1982~2002年的長周期繁榮前，美國經濟則經歷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根據NBER的判定，1980年和1981~1982年連續兩次衰退總共持續了22個月。
所謂不破不立，盡管危機對短期和中期內的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定沖擊，但卻對長期中的股市發展帶來了三重激勵效應：
一是市場啟動效應，危機往往伴隨著市場恐慌和預期超調，進而導致危機過程中資本市場大幅下跌。然而，蹲得越深跳得就越高，危機中的“超跌”給危機后的“超預期反彈”創造了條件。
二是資源重組效應，危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積弊集中爆發的反映，是對難以為繼的發展模式的市場化否定，同時也對資源再配置和發展模式轉變提出了客觀要求，這種長期中的資源重組效應往往能引致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例如，1982~2002年的長周期繁榮階段美國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為2.415%，明顯高于1962~1982年長周期停滯階段的0.685%。
三是兩只手的平衡效應，危機往往是宏觀調控哲學轉變的導火索，作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市場和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兩種方式總是在此消彼長中尋求相互制衡、共促增長，而一旦一種宏觀調控哲學長期占據上風，兩只手就會失衡，資源就難以實現有效配置，而危機以帶來理論“革命”的形式重新引導平衡。
其次，美國股市兩個長周期繁榮階段都伴隨著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1942~1962年，美國經濟迎來了二戰拐點形成后的黃金年代，其增長的高質量體現在其超出歷史平均水平的高速增長和現代工業的蓬勃發展之中。
更值得強調的是，1982~2002年，美國經濟增速雖放緩，但增長質量的提高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民生水平提升，美國家庭更好地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果實，1982~2002年，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月均增長0.895%，高于此前1962~1982年長周期停滯階段的0.765%；另一方面，內生增長動力提升，1982~2002年美國個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季均貢獻率為2.38個百分點，高于此前1962~1982年長周期停滯階段的1.89個百分點，而且，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飛速發展也進一步增強了美國內生增長的活力。這一相似性表明，股市并不是“經濟增速”的晴雨表，而是“經濟增質”的晴雨表，集約、高質量、可持續的長期增長才是股市長周期繁榮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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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A股或正迎來長周期繁榮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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