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0年代以前，主導土耳其外交的是軍方和外交部，這兩個部門主要由傳統的凱末爾主義精英所控制。對這一集團來說，維護國家安全和獨立的唯一選擇就是與西方結盟。推動凱末爾黨人與西方結盟的重要因素是：內部固有的西方主義和外部持續的威脅。對凱末爾主義領導集團來說，當時主要存在三大威脅：庫爾德民族主義、政治伊斯蘭和社會主義運動。
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里，土耳其與中東阿拉伯世界的關系呈現如下特征：1.避免介入阿拉伯國家之間、阿以之間的糾紛以及兩伊戰爭這樣的地區沖突;2.土歷屆政府較為成功地保持著與阿拉伯國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間友好但并不親近的關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與敘利亞之間因為邊境省份哈塔伊的歸屬問題而不睦);3.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達條約》，土耳其對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積極的、低調的姿態;4.承認以色列，是當時唯一一個這么做的穆斯林國家。
由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商、軍、官、學精英集團所主導的土耳其國家戰略定位，只是到了圖爾古特·厄扎爾時代(Turgut zal，1983-1989年任土耳其總理，1989-1993年任總統)才正式地受到挑戰。厄扎爾的時代，既是土內政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也是其對外戰略調整的過渡時期，尤其厄扎爾擔任總統期間，正趕上冷戰結束，國際局勢的劇變也為土耳其對外戰略的調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厄扎爾時代奠定了當代土耳其對外戰略的基礎。厄扎爾的外交策略是：改變原有的政策、謹慎地冒險、尋找新的可替代性選擇、加強多邊合作。厄扎爾尋求的是，從對西方的依附轉變為與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賴的合作機制，密切與中東國家包括伊朗的關系，強調土耳其在東-西方之間的橋梁作用。厄扎爾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邊外交戰略，執行的是東西方并重的對外政策。
厄扎爾特別重視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關系。在厄扎爾時代，土耳其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與對傳統價值觀的強調，使其更加重視中東-伊斯蘭世界。厄扎爾的目標是要把土耳其變成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在這一時期，土耳其積極地調停巴以沖突;在兩伊戰爭中，土耳其持“積極中立”的態度，從兩方面都獲得了大量好處;土還積極參加伊斯蘭組織，并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和支持;厄扎爾還鼓勵土耳其境內的伊斯蘭宗教團體在東歐、巴爾干和中亞地區加強宗教活動;在海灣戰爭時，厄扎爾批評了北約對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立場，強調自己獨特的價值觀。
在與西方的關系上，厄扎爾更加強調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體性。為了提高土耳其在討價還價中的地位，厄扎爾謀求改變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聯盟中的角色，他強調土耳其應同時與美國和歐盟加強關系，避免過于依賴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歐盟的問題上，厄扎爾并未將完全成員國地位作為最終目的，這是其與傳統凱末爾主義精英的不同。厄扎爾主要地是將歐盟視為一個經濟利益。他其實很清楚，歐盟對土耳其有宗教和歷史的偏見。厄扎爾也改變了與美國關系中過于強調軍事的傾向，力圖使土耳其與美國的關系實現多元化，尤其強調經濟、自由貿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
達武特奧魯：21世紀的新奧斯曼主義者
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20世紀定義為“短暫的世紀”，即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推遲開始，以1991年蘇聯的解體而提前結束。從這個角度來看，21世紀的開端也就是“后冷戰”時代的開始。從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戰時代有如下幾個特點：(1)從東-西方的沖突轉變為南-北問題;(2)民族與宗教問題成為新世紀沖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沖突也具有特殊地位;(4)兩極世界轉變為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在單極格局下，中等力量將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和自主性，對土耳其來說，就是真正地開始從“消極中立”轉變為一個積極的地區性角色。
1993年厄扎爾去世，厄扎爾時代開辟的內外戰略一度停止，凱末爾主義者重獲權力，并放棄了在中東地區的“平衡外交政策”，從伊斯蘭世界退縮，與以色列建立起戰略的、政治和經濟的合作關系，重新回歸到在地區事務中從前的那種親西方路線。也就是說，后厄扎爾時代的土耳其短暫地回歸到了傳統凱末爾主義時代的孤立狀態。
然而，近二十年來的歷史證明，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回歸，歷史將沿著厄扎爾所開辟的道路繼續前進。厄扎爾時代留下的重要遺產，為正發黨政府所繼承與發揚，并被更為系統地表述為當代土耳其的對外戰略主張。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了解一個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達武特奧魯。達武特奧魯說過，他非常贊賞厄扎爾時代，認為厄扎爾是一個有見解、有長遠目光的人，土耳其在地緣政治中應該注意總結厄扎爾時代的經驗教訓，重新發揮調停者的作用。
達武特奧魯是正發黨政府外交政策的總設計師。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部頭很大的書——《戰略的縱深》，該書力圖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建立一個新的路線圖。他認為，土耳其長期以來否定了其奧斯曼帝國的過去以及與鄰國之間的文化聯系。因此，安卡拉將自身與其周邊孤立起來了。但仍然有一個在那里的世界等待著土耳其去發現和接觸。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要換個腦子。這一對外戰略的思維轉變，伴隨著正發黨的上臺而開始。塔石珀納爾稱這一轉變是從“凱末爾主義”到“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新奧斯曼主義，就是把土耳其界定為一個與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夠和平相處的、‘擁有偉大感和自信’的國家。”“戰略的縱深”意味著要加強土耳其與穆斯林國家的關系，達武特奧魯說：“土耳其與西方傳統上的緊密關系，代表的是一種疏離過程”;“自奧斯曼帝國末期以來，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發黨就是要糾正這一切。”
亨廷頓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個無所適從的、身份撕裂的國家(a torn country)，而達武特奧魯認為，這恰恰是土耳其的優勢，因為，它可以“講兩種文明的語言”，可以與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蘭和華盛頓同時對話，由此，土耳其就是中東、高加索和巴爾干地區的一個有效的仲裁者與和平的締造者。
達武特奧魯為土耳其新的對外戰略制定了五個基本原則：1.強調民主制度與國家安全是相互促進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擁有的軟實力;2.與鄰國的“零問題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3.不僅與臨近地區發展關系，還要與更遠的地區發展關系;4.堅持多維度的外交政策，強調互補性而非競爭;5.實踐有節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強調對重要國際組織及其活動的參與，并在其中建立和強化土耳其的影響力。比如：對非洲聯盟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參與;介入伊核問題、阿以問題等。關于土耳其對中東的政策，達武特奧魯強調了四個基本原則：安全第一;強調對話;經濟共榮;文化并存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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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土耳其向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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